探索环保公益创新 倡导公众环境监督

我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就是强调“领导干部”的重要性。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家庭，握有权力的“带头人”出了问题，或不负责任，或以权谋私，或碌碌无为，或口是心非胡作非为，迟早是要出大事的，这是被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历史上，“治大国者先治吏”是我国国家治理的一条基本经验。现代社会对官员的问责则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的“人民问责”。对那些精神懈怠、不珍视人民赋予其权力的官员实行问责，为权力“戴上笼头”，使权力按照人民的意愿来行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

　　自2009年5月22日《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以来，官员被问责的案例很多，这对建立责任型政党和责任型政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对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官员问责制已经完善。这也是近年来有关官员问责后，如何复出甚至该不该复出等问题持续发酵的原因所在。

　　从问责制本身来看，被问责官员能否复出是问责结果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上对问责制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从国外的情况看，如果被问责官员属于决策类或政务类官员，一旦被问责，复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是公众原谅并重新通过选举上台。按照惯例，被问责官员应该大部分不复出才对。但现在的情况是，官员被问责后，几乎都能复出并换个地方官复原位，复出过程和程序都不透明、不严格，严重地消解了“问责制”作为法规的严肃性。这使得一些官员将问责视为玩“过山车”游戏，上下都是暂时的，对握有权力而“精神懈怠”的官员基本上失去了警示作用。因此，公众对问责制的实际效果产生疑问是合理的。

　　被问责官员再受任命，不仅关系到问责制本身的效果，而且关系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应当更加慎重。那种以“我们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来主张问责官员复出的理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成立。安全生产上有个“海恩法则”，大意是说在一次重大事故背后，有29次小事故、300次事故预兆和1000个事故隐患。“海恩法则”用到被问责官员的身上也大致合适，之所以由于一次重大的责任事故被问责，也是被问责官员长期不负责任，对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不“敬重”的必然结果。对于一个在实践中证明在道德上、政治上或行政行为上有瑕疵或过错的官员、一个没有责任心的官员，如果不经过严格的考核，证明其能够承担起领导责任就让其官复原职，那无疑是对公共利益的漠视，会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伤害，会增加我们“治吏”的难度。因此，对问责官员复出采取更加严格、慎重的态度，才能更完整、充分地发挥问责制的政治与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