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环保公益创新 倡导公众环境监督

“他们什么都不缺，恰恰缺少意义和追求。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在前方等待着他们。于是他们想：为什么我们活着呢？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父亲辛辛苦苦干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做？我自己如果有喜欢的事情我要去干，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干的是什么东西。我就喜欢飙车，那么飙车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对于中国当代的“富二代”们来说，迷失是个普遍问题。

“醒二代”

　　一位富二代曾告诉笔者，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曾经非常喜欢赛车。有一天，他崇拜的父亲告诉他：一个男人之所以被人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会玩，而是因为他会认真面对自己的事业。
　　这简直像是来自《麦田守望者》的反讽：“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这位小伙子很快过上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所过的那种生活——在父亲的公司就职，住在郊区的集体宿舍里，每天7点起床，开会开会开会，没有周末，除了女工不认识别的女孩儿。有时候他也觉得累，但又觉得挺安心的。
　　“我这样的孩子，要是没个事业没个追求，可能会去吸毒的。”他说。
　　后来，他的父亲，一家民营大型重工企业的创始人，在辗转知道了儿子的想法后，说：“怎么想那么多，那么感性。”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JP摩根家族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家族企业能成功传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传到第三代的，占12％。能传到第四代的，千分之一。
　　企业家二代的淘汰率如此之高，压力和紧迫感也就如影随形。在谈论过速度和激情之后，北京伊利诺伊集团董事长史晓燕的儿子叶志文承认：“其实我最大的噩梦，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愚蠢，或者因为我自己的不负责任，坏了父母这十几年创立的一切。”
　　温州新丰鞋业老板缪存良的儿子缪新颖是那种典型的“让女朋友的妈妈喜出望外”的男孩。留学回国之后，他曾经进入父亲的企业工作，并进行了一番工作考核改革，但是一点儿也不成功。现在，他自己来到上海，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投资公司。
　　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天8点起床，9点半准时进公司；没有任何极端的爱好，最多就是玩玩电脑游戏；不购买和使用奢侈品，“几千块一件的衬衫，疯了”；就连他的车都是第一辆、也是唯一一辆30万的现代车。那是回国之后父亲买给他的。“当时我跟爸爸说，我长这么大从没求过你，但是现在我请求你为我买辆车。”
　　无论从生活上还是工作上，缪新颖和他的父亲缪存良都没什么区别。他甚至已经有了很多白头发。他对自己甚至比父亲所要求的更加苛刻——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表：“我希望32岁之前做出事情来。”过了一会，他又说：“不，30岁吧。”
　　现年27岁的缪新颖这样向我表白：“我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和你们20多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紧迫感真的是天天在后面逼着你去学习，去进步。恨不得今天马上有这个能力来统领全军，而不是说躲在后头听、看你的父亲在前面冲锋陷阵，而帮不上什么忙。”
　　这群孩子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新词——“醒二代”。相对于“富二代”而言，这个词代表一群意识到自身的优势和弱点，又被责任心和紧迫感所驱使的企业家二代。他们有的进入父辈的企业，学着做老板，有的自己创业，多数选择和父辈的实业完全不同的投资领域，希望借助资本的速度更快地证明自己。
　　“没错，富二代是迷失的一代，但是，他们也是非常富有信息的一代。”袁岳说，“他们知道的很多，他们的见识我想是中国历史上年轻人当中最多的一代。他们认为自己很有创业的条件，不再按传统的、简单的步骤进行。这本身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衔接和平衡，你怎么样把它变成建设性的东西，和其他人合作。”
　　“醒二代”需要找到自己的集体归属和精神出口。

孤立

　　陈天红的父亲陈金根是苏州静思园的老板。很多年来，她一直明白一件事情——自己迟早是要接父亲的班的。她已经彻底接受这个事实，但也有走神的时候，“有时候上个网，父亲就会提醒我说，不要玩物丧志啊。”
　　“富二代迷失的原因和富一代的教育方式有关。”袁岳说，“有些人被父母管得很紧，他们的方向其实并不是自己的方向，而是父母的方向，他们有迷失感。而另外有一些小孩，父母管得不多，他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也会迷茫。父母对孩子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很小就送到国外，但是一旦送出国，父母就显得既没有管理能力也没有方法论。”
　　所以，富二代是个“孤立的人群”——父母从小把他们送到国际学校，交往圈子很小，交往对象单一，缺少跟正常社会之间的连接，既不明白中国人的潜规则，也并不真正明白洋规则，在两个社会之间被边缘化了。他可能完全自我封闭。
　　在这种成长背景和精神状态下，飙车案就显得不难理解了。“你想像一下，为什么胡斌敢在那么热闹的地段飙车呢？不是说他想要撞死谁，也不是故意要给自己惹这个麻烦。他的前提意识是不太想得到有其他人的存在。在自我独立成长的模式里，富二代对于可能出现的其他人的感受不太有思想准备。”
　　缪新颖、叶志文们也承认，过早就去国外留学是他们“最大的弱点”。缪新颖甚至说：“我青春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在国内上大学。一方面没有感受到那种氛围，另一方面，现在做生意也失去了那一块的人脉。”
　　不过说到底，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遗憾和梦想。当年克林顿在耶鲁抽大麻，后来也乖乖换上西装做了政客。短短不过3年，当年的“二环十三郎”如今已经风流云散，有的结婚，有的开旅游公司，有的开修车厂，都成了小老板。说起飙车，“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一代人来，一代人去。所有的“青春残酷游戏”，最后都会变成“太阳照常升起”的故事。

接班

　　民营企业“富二代”是改革开放30年的必然产物。在未来的10年里，随着父辈老去，他们将陆续接班，成为这个主流商业社会的“玩家”。
　　他们的“奋斗”，是一个混杂着青春和热度、挫败与成长的故事。
　　27岁的缪新颖长白头发了。
　　虽然常常勉做老成，这个1982年生的青年却长着一张纯净的娃娃脸，热情率真，有着上世纪风靡一时的配音演员童自荣一般的嗓音。2003年他从加拿大留学回来，按父亲的培养计划，他先被安排实习半年，然后到家族的一间公司负责人事。虽然只能算是“人力资源总监”，公司里的员工都毕恭毕敬地称他为“缪总”，“他们叫我爸爸为缪董”。
　　一到下面公司，年轻的缪总对很多现状“看不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他决定整肃公司纪律。“我要带给这个企业一种我们必须改革的决心，给他们紧迫感和这样的危机意识——如果企业再这么继续下去，我们不到5年的时间就会被淘汰”。期间因为精力和时间实在顾不过来，他停了自己在外创办的一家小IT公司，“把精力投入在最重要的事上”。
　　他不久就发现，制订的新政策制度根本推行不下去。老员工们当面从不和他冲撞，“唯唯诺诺，一转身就阳奉阴违”。公司内部还有很多裙带关系。“譬如老公是这个工厂的总监，他老婆可能是管财务。他老婆上班迟到了，我在场的话，他可能会当面批评她几句，我不在的时候，这些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没烧成功，缪新颖很不甘心。他以为“老猴耍不了新把戏”，他决定培养自己的嫡系团队“来做自己的事”。他招聘一批应届大学生，还亲自给他们做培训。
　　然而，他的这些年轻人一样和老员工们格格不入，“他们激进，想做成些什么，也就很难融入这个集体”。一年之后，他们纷纷离开。选择跳槽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无论是从薪酬还是从发展平台而言，新丰这样的民营企业远没有外企大公司这么有吸引力。
　　白费心血的缪新颖再一次成为光杆司令。然而，看着这个一脸稚气的“80后”男生忿忿地批评着那些“没有责任感、没有忠诚度的年轻人”，很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这群小老板们懂什么呀？一来就指手画脚，搞新花样。他们以为把书本上的东西直接就可以搬来用么？幼稚！”温州另一家私企的一位采购经理私下谈起他们的小老板，不以为然地评价。“小孩子家嘛，不用和他认真。我们只听大老板的。”
　　而正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父亲拒绝了缪新颖提的撤换改革不力人员的要求。
　　缪存良这样评价他的儿子：“他没有经验，太理想化，做事没有底。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或看到电影电视里外资企业里的工作态度，就感觉到我们这些企业人员不行。但是，想达到电视电影里那种忙忙碌碌工作状态，你说这可能么？”
　　“我的要求是，只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你要他们天天去创新目前还达不到。如果非要改，只有把人全换掉。这个也只有等他这一代接班了，该换人、该淘汰人就由他决定。在目前我还掌权的时候，他还过不了这一关。”
　　“压力很大。别人总认为你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如果做得好，是应该的，是靠你的爸爸。做得不好，就是败家子。”缪新颖带着一点不平说：“所以，我必须证明自己的才干。”
　　回国后在温州的几年，一直包围着缪新颖的，是孤独感。以往的朋友、同学现在大多是一些公司和单位的职员，或者是公务员，很少有像他这样家庭背景的。“人生的道路截然不同，关心的事不一样了，没什么共同话题了。”

奋斗

　　父子经过长谈之后，做出一个共同决定：缪新颖暂时离开公司，独自到上海创业。“确切地说，这不叫创业，是让我来探索公司未来的新业务。”
　　这几年里，缪父的鞋业公司也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生存压力。2007年到2008年间，在政府有目的地推动“产业升级”下，出口退税减少，新《劳动法》颁布，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之外汇持续走高，像新丰这样的传统制造型企业利润空间日益稀薄。
　　缪新颖设想的是和家族生意完全不同的新领域——期货。到上海后，他收罗人才，结交这方面的朋友。“如果纯粹做期货，不管是套期保值还是套利保值，能赚钱的人微乎其微。国际炒家动不动就是几百个亿的资金，哪怕你能动用上亿的资金也不算什么。最安全的，还是做平台——证券期货经纪公司。”目前，政策上对期货经纪公司的资格有着诸多限制，缪新颖在等待机会，“花两年时间在布这个局。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产业转型这样的问题，公司里没有其他人会考虑，只有我来考虑了。”他为自己找到了奋斗的新方向，浑身是劲。
　　家族企业全球网络曾在罗马尼亚、新加坡等地做调查，得出一个对比性结论：中国的家族企业传承是最困难的。中国的企业从改革开放开始，发展时间比较短，现在面临着从出口加工到发展自主品牌、从本地化到国际化、从银行信贷到资本市场等等多重转型的需要。
　　“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压力是最大的。本身企业的业务模式转型已经很不容易了，还包括管理转型，新团队的重新建设、新的管理流程的建立、新的企业文化，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今天想了、明天就可以实现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他们没有选择。”该研究机构的总监于保平说。
　　“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但是，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